李泌的诗词(7首)

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，据《邺侯家传》说，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，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，如有求读者，可在别院阅读、供馔。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。韩愈在《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》中说：“邺侯家多书，插架三万轴。一一悬牙签，新若手未触。为人强记览，过眼不再读。伟哉群圣文，磊落载其腹。行年余五十，出守数已六。京邑有旧庐，不容久食宿。台阁多官员，无地寄一足。我虽官在朝，气势日局缩。屡为丞相言，虽恳不见录。送行过泸水，东望不转目。今子从之游，学问得所欲。”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，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。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，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。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
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。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(722)，开元十六年(728)，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，一次儒、道、释三教学者聚会，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，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。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记载：“泌既至，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，因使说试其能。说请赋‘方圆动静’，泌逡巡曰：‘愿闻其略。’说因曰：‘方如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’泌即答曰：‘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骋材，静若得意。”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，被时人称为“燕许大手笔”，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，相比之下，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。也难怪诗成后，“说因贺帝得奇童，帝大悦曰：‘是子精神，要大于身。’赐束帛，敕其家曰：‘善视养之。”(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)其后，重臣张九龄、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。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

十七岁时，李泌写了另外——首诗歌《长歌行》：“天覆吾，地载吾，天地生吾有意无?不然绝粒升天衢，不然鸣珂游帝都，焉能不贵复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1——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气是良图。请君看取百年事，业就扁舟泛五湖。”可以说，李泌在十七岁时，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，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，要么建功立业。而事实上，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。据《邺侯外传》说，此诗写成后，流传很广，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，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：“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。宜自韬晦，斯尽善矣。藏器于身，古人所重，况童子耶?但当为诗以赏风景，咏古贤，勿自扬己为妙。”李泌听后十分感动，“尔后为文，不复自言”。

据史书记载，李泌“尤工于诗”(《旧唐书·李泌传》)，所写诗文很多，如《复明堂》、《九鼎议》(一说二者为一篇)、《明心论》、《养和篇》、《建宁王挽歌词》、《八公诗》、《感遇诗》等等，《旧唐书·李泌传》说他“有文集二十卷”。

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：“况素善于李泌，遂师事之，得其服气之法，能终日不食。及泌相，自谓当得达官，久之，迁著作郎。”(《唐才子传·顾况》)

除文学创作外，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。他对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颇有研究，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《老子》，晚年又参修国史。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，有——些即属于学术著作。

综李泌一生，是自强不息的一生，也是成功的一生。虽然《旧唐书》对李泌评价不高，但《新唐书》已改变了这一观点，认为“其谋事近忠，其轻去近高，其自全近智，卒而建上宰，近立功立名者”。当然，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、旧《唐书》都是由儒生写的。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，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，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。

早年经历
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，幼时就已粗通黄老列庄学说。在唐玄宗（明皇）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，他只有七岁，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、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。有一次，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，个性比较软弱，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，李泌虽然年少，跟在张九龄身边，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：“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，处理国家大事，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，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？”张九龄听了他的话，非常惊讶，马上很慎重地认错，改口叫他小友。

李泌成年后，非常博学，而且对《易经》的学问，更有心得。他经常寻访嵩山、华山、终南等名山之间，希望求得神仙长生不死的方术。

到了天宝时期，玄宗记起他的幼年早慧，特别召他来讲《老子》，任命他待诏翰林，供奉东宫，因而与皇太子兄弟等非常要好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已经钻研于道家方术的修炼，很少吃烟火食物。

出谋划策
到了安禄山起兵造反时，玄宗仓皇出走，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是为肃宗，到处寻找李泌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。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，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。肃宗要李泌在朝中任职，他恳辞不干，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。肃宗也只好由他，碰到疑难的问题，常常和他商量，叫他先生而不名。

此时，李泌已少吃烟火食。肃宗有一天夜里，高兴起来，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，因李泌不吃荤，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，三王争取，也不肯赐予。外出的时候，陪着肃宗一起坐车。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，便是皇帝，旁边那位穿白衣的，便是山人李泌。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，觉得不是办法，就特别赐金紫，拜他为广平王（皇太子李豫）的行军司马。并且对他说：“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（玄宗），中间又作过我的师傅，要请你帮助我儿子作行军司马，我父子三代，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。”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，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，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，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。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，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。 肃宗对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非常不满，认为天下大乱，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，要挖他的坟墓，烧他的尸骨。李泌力谏不可，肃宗气得问李泌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？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，当年用错了人，是上皇（玄宗）的过失。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，难免会有过错。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，加以严厉处分，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，是揭玄宗的疮疤。你父亲年纪大了，又奔波出走，听到你这样作，他一定受不了，老年人感慨伤心，一旦病倒，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，以天下之大，反不能安养老父。这样一来，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。肃宗经过他的劝说，不但不意气用事，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，痛哭着说：“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。”这就是李泌“冲而用之或不盈”的大手笔。玄宗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，全靠他的周旋弥缝。

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，他就当时的情势，定出一套围剿的计划。首先他断定安禄山、史思明等的党羽，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，目的只在抢劫，“天下大计，非所知也。不出二年，无寇矣。陛下无欲速，夫王者之师，当务万全，图久安，使无后害。”因此，他拟定战略，使李光弼守太原，出井陉。郭子仪取冯诩，入河东，隔断盗魁四将，不敢南移一步。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，让盗众能通关中，使他们北守范阳，西救长安，奔命数千里，其精粹劲骑，不逾年而蔽。我常以逸待劳，来避其锋，去翦其疲。以所征各路之兵，会扶风，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，并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，北并塞，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。贼失巢窟，当死河南诸将手。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，后来都不出其所料。这便是李泌的“挫其锐，解其纷”的战略运用。 后来最可惜的，是肃宗急功近利，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，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，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，便自粉饰太平，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。

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都城长安，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，便对李泌说：“今战必胜，攻必取，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！”李泌就说：“如果动用大军，一定想要速得两京，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，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。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，全靠碛西突骑（骑兵）、西北诸戎。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，大概在明年的春天，就可成功。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，与气候等情况，春天来得较早，气候容易闷热，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，战士们思春。也会想早点回家，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。那么，沦陷中的敌人，又可休养士卒，整军经武以后，必复再度南来，这是很危险的办法。”但肃宗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，急于收复两京，可以称帝坐朝，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，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。 两京收复，玄宗还都做太上皇，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。李泌一看政局不对，怕有祸害，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，请求隐退，遁避到衡山去修道。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，就准他退休，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，颁予三品禄位。另有一说，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，是在他避隐衡山的时期。总之，“天道远而人道迩”，仙佛遇缘的传说，事近渺茫，也无法确切地考据，存疑可也。

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不了多久，玄宗去世，肃宗跟着也死了，继位当皇帝的，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广平王李豫（即唐代宗）。代宗登上帝位，马上就召李泌回来，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，跟着就赐他府第，又强迫他不可素食，硬要他娶妻吃肉，这个时候，李泌却奉命照做了。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，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。代宗暗地对他说：“先生将就一点，外出走走也好。”不久后，元载犯罪伏诛，代宗立即召他还京，准备重用。但又为奸臣常衰所忌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，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，后再迁任杭州刺史。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，到处仍有很好的政绩，苏辙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称“杭本江海之地，水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，故井邑日富。”这便是李泌的“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湛兮似或存”的自处之道。

皇太子李适（即后来的唐德宗）也曾与李泌交游。对于军国大事，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，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。

李泌对内政的处理，外交的策略，军事的部署，财经的筹划，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。 他勤修内政，充裕军政费用。保全功臣李晟、马燧，以调和将相。外结回纥、大食，达成“贞元之盟”，从而遏制吐蕃以安定边陲。李泌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，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。德宗曾对他说：“朕要和你约法在先，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，不要一旦当权，就记恨报仇，如对你有恩的，朕会代你还报。”李泌说：“臣素奉道，不与人为仇。害臣的李辅国、元载他们，都自毙了。过去与臣要好的，但凡有才能的，也自然显达了。其余的，也都零落死亡了。臣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。但是如陛下方才所说，臣可与陛下有所约言吗？”德宗就说：“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李泌便进言，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，认为“李晟、马燧有大功于国，闻有谗言之者。陛下万一害之，则宿卫之士，方镇之臣，无不愤怒反厌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。陛下诚不以二巨功大而忌之，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，则天下永无事矣。”德宗听了认为很对，接受了李泌的建议。李晟、马燧在旁听了，当着德宗感泣而谢。

调和矛盾
宫廷父子之间，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，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，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，触怒了德宗说：“卿不爱家族乎？”意思是说，我可以杀你全家。李泌立刻就说：“臣惟爱家族，故不敢不尽言，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，陛下明日悔之，必尤臣曰：吾独任汝为相，不谏使至此，必复杀臣子。臣老矣，余年不足惜，若冤杀巨子，使臣以侄为嗣，臣未知得欲其祀乎！”因呜咽流涕。上亦泣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，自古父子相疑，未有不亡国者。”

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：“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？”（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梯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，杀了儿子建宁王李谈）德宗说：“建宁叔实冤，肃宗性急故耳。”李泌说：“臣昔为此，故辞归，誓不近天子左右，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，又观兹事。且其时先帝（德宗的父亲代宗）常怀畏惧。臣临辞日，因诵《黄台瓜辞》，肃宗乃悔而泣。”（《黄台瓜辞》，唐高宗太子——李贤作。武则天篡位，杀太子贤等诸帝子，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：“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搞令瓜希三摘犹自可，摘绝抱蔓归。”） 德宗听到这里，总算受到感动，但仍然说：“我的家事，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？”李泌说：“臣今独任宰相之重，四海之内，一物失所，责归于臣，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，臣罪大矣。”甚至说到“臣敢以宗族保太子。”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，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，回到内宫，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。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，不可自裁，他对太子说：“必无此虑，愿太子起敬起孝，苟泌身不存，则事不可知耳！”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。德宗特别开延英殿，独召李泌，对他哭着说：“非卿切言，朕今日悔无及矣！太子仁孝，实无他也。自今军国及朕家事，皆当谋于卿矣。”李泌听了，拜贺之外，便说：“臣报国毕矣，惊悸亡魂，不可复用，愿乞骸骨。”德宗除了道歉安慰，硬不准他辞职。过了一年多，李泌果然去世。

四朝元老
李泌是玄、肃、代、德四朝元老，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，视功名富贵如敝屣，所以在肃、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，并且最终远离朝堂，长年隐居于衡山。

泾原兵变后，德宗避难于梁州，急诏征李泌至行在（行辕），授以左散骑常侍之职。德宗令李泌每天在中书省值班，以便等候德宗召对，受到朝野关注。

贞元元年（785年）七月，陕虢（今河南陕县、灵宝）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，代领军务，邀求旌节，并密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。德宗鉴于局势危急，便于任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。李泌请求单骑前往，德宗初时虽有怀疑，但最终同意。李泌先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京城的人，欺骗他们说：“皇上因陕虢饥，所以让我领运使，督江淮米以赈济。陕州行营在夏县，如果达奚抱晖可用，就让他统军；如果有功，就让他出任节度使。”以此麻痹达奚抱晖。同月十七日，德宗加李泌为陕虢观察使。李泌至陕州行营，让达奚抱晖自领家人亡命。李泌辞行时，德宗曾草拟参加叛乱的七十五人名单授李泌，命他诛杀。李泌遣走达奚抱晖后，朝廷所派的宣慰使要求李泌一定要诛杀叛乱者。李泌不得已，只械送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至京。达奚小俊领兵入境，听说李泌已入陕，只得还军。陕虢遂安。

贞元三年（787年），参与防秋的淮西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率步骑四千从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叛逃。浑瑊派部将阻拦未果。德宗急遣中使敕令李泌发兵拦阻，不得让淮西军渡河。李泌马上派押牙唐英岸率军至灵宝，但淮西军已渡过黄河列阵。李泌于是令灵宝供给他们粮食，淮西军也不敢剽掠。次日，淮西军在陕州城西宿营，李泌不再向他们供给粮食，而派部将率精兵埋伏于太原仓隘道。一日后，淮西军行入隘道，李泌所派的伏兵齐发，淮西军大败。残军从山路南逃，李泌又派大将燕子楚率军四百至长水（今河南洛宁西）。唐英岸多次追败叛军，吴法超等至长水，被燕子楚伏杀。六月，李泌入朝，出任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（宰相）。

贞元五年（789年）三月二日（4月1日），李泌与世长辞，享年六十八岁。获追赠为太子太傅。

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，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，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李泌与历代功臣四十人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