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湘人民公白[6]
5月14日,到教育总会来开会的达数万人,群情激愤。有的演说,有的痛哭,有的断指,表示与盛宣怀不共戴天。会上除决定于16日由各团体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外,还通过决议:商办湘路实力进行;召集正式股东会,分段开工;租股、房股、薪股照旧收集;对来湘强事修筑的督办或外国人,概行抵制;政府如不同意商办则实行闭市、停课、抗租等十五条办法。有一张题为《铁路苦状告我同胞》[7]的白话文传单明白表示:我们的抵制他法子,一面人人多拿几个钱出来,分途开工,赶紧办路,修一尺是一尺,修一丈是一丈。一面请抚台出奏,要外务部即日把湖南借款的事情一笔勾销。在下的想那班卖路的奸贼,一块肉落在口中,要他吐出来,是难得望的。我们只好拿定一个主意:我们办我们的路,他借他洋人的钱,我不去管他,也不许他来管我。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,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,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,横直是一条死路,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,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,做生意的人大家闭市,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完的,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样办法呢!在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,铁路公司长(沙)株(洲)段工人一万多人也停工进城举行请愿游行。他们表示:“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,商须罢市,学须罢课,一般人民须抗租税。”[8]巡抚杨文鼎在群众的压力面前考虑对策,他一方面答应代奏,另一方面密电瑞澂让清帝对自己下旨申饬,“若辈见抚臣已受申饬,无可藉口,久则势散气涣,不难就范”[9]。他们按照这条“苦肉计”进行部署。6月3日清帝果然对杨文鼎“严旨”申饬一番,但是效果不大,除了在一部分胆小的绅士中间,稍起了些“震慑”作用之外,大多数群众却因此“愈益愤激”。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,各学堂学生相率停课。到6月16日以后,形势越加严重,杨文鼎不得不揭去伪装,出动巡防队、警察队“沿街穿巷,四处巡逻”,“手擎枪械,如防匪寇”[10]。同时出示禁止开会,取缔印刷店,检查信邮,特别注意学生和军队的信件。在反动统治者的高压和分化政策下,湖南人民反对铁路“国有”斗争的第一个高潮暂时被压下去了。但到9月中旬,长沙各学堂学生听到四川保路风潮扩大,再次奋起斗争,实行罢市停课,抗粮拒税,并且出现了“铁路协赞会”等几个组织,密谋革命。新任巡抚余诚格“深虑激动风潮,妨碍大局”,下令不准民间开会结社,并电告湖广总督瑞澂:“请调常备军两营,驻扎岳州,以备不虞。”[11]反动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斗争,制造恐怖气氛,使得长沙“居民一夕数惊,大有草木皆兵之象”[12]。这时距武昌起义的发生已经不远了。湖北的京官哈汉章等多人,也较早地探听到盛宣怀主持铁路借款并奏请取消鄂路商办的消息,曾联名上书抗争,指劾盛宣怀罪状多端。5月9日清帝发布“干路国有”的当天,湖北谘议局刚好在四官殿铁路公司召集军、商、学界会议讨论借款问题。这天到会者一千多人,会上人们纷纷演说路权损失之利害关系,谴责盛宣怀的卖国罪行,表示非认真对付不可。随后武汉商民团体联合会又在小关帝庙集会,反对借款,力争商办。这时汉口《大江报》主笔、革命党人詹大悲,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“时评”,以《大乱者,救中国之药石也》为题,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,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。反动统治者对于群众的爱国行动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的两手。湖广总督瑞澂对倡议争路者扬言要“格杀勿论”,对保路积极分子进行侦察审查,下令查封了《大江报》,逮捕了詹大悲,判处监禁一年。受命为督办的端方,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,他设宴招待鄂省京官,积极联合湘鄂两省人士,“哀求”他们“相助”[13]。由于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集资不多,股款未齐,而且邮传部拟具的收回办法中,承认用国家铁路股票赎买商股,因此“国有”与否对那些上层绅商利害关系并不大。在端方、瑞澂软硬兼施之下,他们“首先软化”[14]。连过去曾经慷慨一时表示过“路亡与亡”的谘议局议长、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也“甘心路亡,而不置议”了[15]!还有少数无耻之徒,为了讨好官方,要求武汉各团体列队车站,欢迎端方的到来,与端方有过一定关系的绅士们,更想“乘此时机运动差缺”[16]。湖北人民的爱国斗争被立宪派分子和反动绅商们叛卖了。广东在京京官得知路归“国有”的消息后,非常激愤。他们联名参奏盛宣怀“朦蔽圣聪,侵权违法”,质问总协理大臣“此事是否应负连带之责任”[17]。在广州方面,也同样激起反对。6月6日,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,讨论对策,参加会议的股东一千多人。当董事和大股东们提出几种“转圜”办法,如领回资本,别营其他实业,或更换国家铁路股票时,皆无人同意;当有人提出“仍援原案,坚请商办”的议案时,“众皆起立,哄然嗥应,声震会场”[18]。会上通过了“万众一心力争商办”;“政府如有甘愿违背先朝谕旨,破坏商办之局,派人来粤强占,我股东力筹对待”;“设立机关部一所”“办理一切事务,以保全商办目的”等决议[19]。大会致电邮传部要求“撤销国有令,以昭大信”;致电湘、鄂、川三省,表示“唇齿相依,希予支持”;致电省内外股东,希望他们“向政府致电力争”[20]。这时的广东刚经过夏历“三二九”的广州起义,总督张鸣岐特别警觉,股东大会开会时,派数百名士兵到场弹压。会后,他向清廷谎报,各股东所争者“只归还股东之办法耳”,而所通过的“反对国有,力争商办”案,是由于“公司议事,惯为少数股东所劫制,多数股东不敢发言”[21]。因此他出示把会议决议案取消,勒令另定期召集会议,重行讨论。但是,这种横蛮干预,引起来的是人民更大的愤慨。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,有人想出了另一种抵抗方式,办法是不用官发纸币,持票挤兑白银。在这一号召下,群众纷纷持票领银,一日达数十万,以致市场危险,不可终日[22]。这一行动逼得张鸣岐赶紧向度支、邮传两部呼吁挽救。清廷除令两部先拨借三百万两外,再准张鸣岐向日、英、法、德四国银行贷款五百万两,周转市场,渡过难关。同时令张鸣岐对于挤兑的人,“认真弹压”,倘有不法行动“立予拿办”,准其“格杀勿论”[23]。由于反动统治者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,公司股东们及许多保路团体领导人被迫逃到香港,于9月3日在港成立广东保路会。这天适值狂风大雨,赴会的群众不下万人。大会规定保路会“以破债约,保路权,维持完全商办,联合川、湘、鄂三省,一致进行为宗旨”。会上通过章程二十八条。并通过派代表进京请愿,遣人赴南洋联络华侨,设立分会和将大会情形,宣告中外等决议[24]。广东反对铁路“国有”的斗争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海外侨胞的支援。尽管这一运动(包括湘、鄂),基本上还约束在合法斗争的方式之内,但它已造成“山雨欲来”的形势,成为革命运动的前奏。当时有旅越侨胞来信,主张“有劫夺商路者”,也应“格杀勿论”[25]。又一封海外侨胞来信,“声言现在侨商决意资助党人,另图反对政府”[26]。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,已到了忍无可忍、渐近于短兵相接的地步。Copyright © mingxiaow.com All Rights Reserved. 杭州优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允许不得转载、复制信息内容、建立镜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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